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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孔子说礼仪搞好了尤其是祭祀之礼国家就得以大治了?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8-01

  炎帝之祀,源远流长。《史记封禅书》云,秦灵公三年(-423),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这是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但不是最早的祭祀。对炎帝的祭祀,始于黄帝。《路史后记》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

  黄帝以降,历代踵事增华,崇祀有加。《通典》载:虞舜祀五帝于五府。周代立夏行“郊祀”,季秋“享明堂”,建巳月“大雩”(祭水旱),岁终“礻昔 先啬”,春始“耕帝籍”,皆配祀五人帝。或特祭神农。秦尊“四畤”上帝,炎帝配赤帝。汉初,祠“五畤”,“南方帝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晋袭旧制,郊祀五帝。“后周宪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并从祀”。唐初,定令每岁冬至祀圆丘,以赤帝配五方上帝。唐天宝六年(747)制,“三皇置一庙,五帝置一庙,有司以时祭飨”。唐宋以后,炎帝神农之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但是,这些祭祀,大多是在王权中心所在地进行的。

  陵寝之祭,不知眆自何时。《通典》说:“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代,始起寝陵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陵”。《史记封禅书》云:元封元年(-110)汉武帝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但言墓祭,未言有园寝。据此,陵寝之祭,当是汉代后的事了。

  炎帝之陵偏处南方,远离王权中心,但陵寝之祭,却不晚于汉代。《路史后记》载:炎帝神农氏“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郡国志》云,炎帝神农氏葬长沙,长沙之尾……今郡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世纪》云,神农葬茶陵。《衡图经》云,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茶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有唐尝奉祠焉(有唐代旧记)。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敻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

  炎帝陵所在地,古属荆楚,汉属长沙郡、长沙国达180年。有的研究认为,长沙因之得名的“万里沙祠”,是祠炎帝的,此说尚待考证。但汉高祖五年(-202),以陵名县,设茶陵县(炎陵县古属茶陵)是可信的。《路史后记》这段话明示:在炎陵县炎帝神农氏,古有陵,汉有祀,唐奉祀,宋修庙。

  宋代,炎帝陵寝之祀已成制度,元代未尝中辍,明清两代更趋频繁。现有祭文可稽的“御祭”,明代13次,清代39次。

  民国期间,县府有春秋时祭或应县民之请,举行禳灾祈福之祭。湖南省政府于1940年10月祭陵一次。此后,由于多种原因,中断40余年。1986年,炎帝陵修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祭炎帝陵。现已形成重阳节由省、市主典公祭,清明节由县主典民祭的祭典格局。自1986年始,炎帝陵举行大型祭祀活动60余次,前来祭祖谒陵的海内外人士达300余万人次。

  至于民间祭祀,更是历史悠久,地域广泛,形式多样。祭祀时间随各地风俗而异。在南方,有源于蜡祭的春节祈福;清明、冬至扫墓祭祖;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的生辰祭祀;新粮初上的“尝新”之祀;遇有自然灾害的禳灾之祀等。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制定祭礼的原则是,只有为国为民作出了贡献的人才能享祀。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除了“酬功”之外,随时代不同,文化形象之异,具有更深的意蕴。

  成书于东周早期的《周礼》有“祀五帝”和“兆五帝于四郊”之说,但未言其祥。《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祖二年(-205),“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通典》亦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计,白曰明纪,黑曰元矩”。上述青(苍)帝、赤(炎)帝、黄帝、白帝、黑帝,本是太微五精,即太微垣五帝之座,是天上的星宿,又称五天帝。春秋战国之际,盛行“五行”说,在祭典中,常以“五人帝”即人间的五个帝王,配祀五天帝,形成五帝系列及其祭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炎帝为五人帝之一,配祀赤帝、南方帝或夏神。到战国末及秦汉时期,又以“五德终始”附会朝代更替,将五帝作为朝代更替周期的象征去祭祀。炎帝有火德,以火承木、位南方、主夏、尚赤。

  以五人帝配祀,除祠五畤外,还有郊天、大享明堂和雩祭等。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是郊天。所谓郊天,就是在郊外设坛祭天。《礼记礼器》云:“郊帝于郊,敬之至也。”《通典》云:“周制,王者必五时迎气者,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夏以炎帝”。《礼记月令》载: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汉初,袭秦制,郊甘泉泰畤,祠雍五畤。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于洛阳城南七里,作圆丘八陛,中为重坛,天地位其上;外坛西,上为五帝位,赤帝配位在丙巳。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郊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配五方上帝。至宋以后,郊天礼中的五帝之祀才慢慢消失。

  郊天为“大报天而主日”,“祀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礼记祭义》)。在这些祭典中,以五人帝配天,表达的是古人对天地、神只、祖先的敬畏之心和报答之情。

  炎帝神农氏制耒耜,奠农工基础;尝百草,开医药先河,其农业之祖与医药之祖的地位,千古不易。大礻昔、藉田,享先农,祀先医,是对他的特祀。

  “大礻昔 ”又称蜡(腊)祭。《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神,以报啬也。”《通典》云:“腊之义,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礼。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是报田之祭也,其神神农,初为田事,故以报之。”

  蜡祭是最原始的祭祀之一,始自神农氏,后来却成为对自己即“先啬”之祀了。初名蜡,夏更名嘉平,殷更名清祀,周复名大礻昔 。秦初称礻昔 ,后复称嘉平。汉复名礻昔 ,并沿用到清代。

  蜡祭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则沿于三代以下。历代虽有斟酌损益,但大体不改。《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礻昔 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孔颖达疏云:“按杂记,子贡观蜡云,一国之人皆若狂者”。《后汉书礼仪志》亦云:“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由此可见,后来的蜡祭之仪,除了保持原始蜡祭祀“先啬”的本义之外,还有丰收之庆的含义了。

  《通典》记载了唐开元年间蜡祭的盛况。皇帝礻昔 日礻昔 百神于南郊。礻昔 前,皇帝及从祀官斋戒。前三日,开始陈设乐器、礼器及御座。礻昔 日未明五刻,设神座,坛上置大明、夜明、神农、伊耆、后稷等一百九十位神主。仪程大致为奠玉币、毛血、奠玉帛,设馔、盥洗、奠爵如圆丘仪。然后读祝文、奏乐、行跪拜礼。祀日、月神的祝版、纸帛以火燎之;祀神农的祝版、纸帛则以土埋之。神农氏祝文曰:“维(某)年岁次( )月朔日,子嗣开元神武皇帝(讳),谨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帝神农氏:惟帝肇兴播植,粒此黎元,今时和岁稔,神功是报,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明荐于帝。尚飨。”

  《礼记礼运》写到,孔子在参加蜡祭礼仪之后,“喟然而叹”。他对旁边的言偃说:“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之行“指神农时代,孔说他没有赶上,但看到过志书,因而在观蜡祭之后,表示出对“天下为公”的神农时代十分景仰,可见蜡祭的影响是何等深刻。

  蜡祭于清乾隆十年停止。“清初关外举行,庙建南门内,春秋设坛望祭。世祖入关,犹踵行之。”(《清史稿礼志》)。蜡祭虽然停止了,但仍然可以从传统“春节”中感受“劳农大享礻昔 ”之农耕文化遗风余韵。

  “藉田”与蜡祭一样,古已有之。商代的金文中就有“藉田”之辞。《诗经周颂载芟》是春耕藉田的乐章。蜡祭行于岁终,“报终成之功”;而藉田行于春始,祈求年谷丰登。

  历代帝王对藉田十分重视,《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后汉书礼仪志》曰:“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巳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刘昭注引贺循《藉田仪》云,“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于田所”。又引《旧汉仪》云,“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通典》云,“北齐藉于帝城东南千亩,”“作祠坛于陌南阡西,广轮三十尺,四陛三谴、四门”,“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大唐贞观三年(629)正月二十一日,太宗亲祭先农,藉于千亩之甸”。《宋史》亦载,太宗雍熙五年(988)正月乙亥,亲飨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礼毕,次诣耕藉位,行三推之礼。“元至大、至正皆命祭先农,祝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昭告于帝神农氏’。此神农之祭于藉田也”(《炎陵志》)。明清均行耕藉礼。明太祖,清康熙、乾隆帝,都亲耕藉田。雍正时,还将藉田之礼推行到州、县,并一直沿袭至清末。柬埔寨至今仍有“御耕节”,亲王亲耕“圣田”。藉田礼仪包括行耕藉礼(享神农炎帝)和天子亲耕。其历史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无与伦比。这是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历代王权借重神农炎帝的感召力,亲劝农耕,兴农固本的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举措。

  “祭先医”也是对炎帝神农氏的特祀。我国传统医药学认为“医食同源”。炎帝神农氏在开拓耕播农业的同时,发现了医药。《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百草,宣医疗疾,救夭伤人命”。《史记补三皇本纪》亦有:“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载,故尊炎帝神农氏为“先医”。

  炎帝神农氏对于医药的贡献,始见于《世本》,继有汉代的《新语》、《淮南子》等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的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总结了炎帝神农口口相传的药学知识,并名为《神农本草经》,将发现医药的功劳归于炎帝神农氏。

  祀“先医”之礼,始自元代。《元史祭祀志》云,“元贞初年,初命郡国通祀三皇……岁春秋二季行事,以医师主之”。《春明梦余录》说,“至于有元,自国都以至郡县,皆立三皇庙,于医者之学,如宣圣释奠礼”。

  明代以来,“尤以医道关系民生至重,乃即太医院立庙,以祀三皇”。清代亦于太医院内设三皇殿,祭祀先医。《清史稿礼志》云,“先医,初沿明旧,致祭太医院景惠殿,岁仲春上甲,遣官行礼。祀三皇,中伏羲,左神农,右黄帝”,“礼部尚书承祭,两庑分献,以太医院官,礼用三跪、九拜、三献”。随着现代医药学的发展,“祀先医”之礼在大陆已经消失,但“神农尝百草”的口碑仍广为流传。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以炎黄子孙自谓,尊炎黄二帝为共祖。故春秋左丘明著《国语》,有“夫亡者岂无宠,皆黄炎之后”一说。

  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的古华夏族,始于炎帝时代。到黄帝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先秦已基本具备雏形。此后,又经过几次民族大融合,至汉、唐,以古华夏族为主体,联合成长、壮大于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逐渐孕育为以多民族为主要内容,以多元一体文化为主要特征、超越狭义血缘关系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共同实体。人们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始兴与统一,以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意义上,仍以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并且作为中华民族原初缔造者、始兴与统一的象征、凝聚力与认同感的共同标志。于是,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又有了新的意蕴了。

  这种意蕴,在祀典中表现为,由重视天地之祀,趋向更加重视先祖之祀,并随着中华民族的壮大而丕显。至宋代,在历经汉、唐的兴衰存亡之后,进一步深化。因而宋太祖在江山初定,百废待兴的乾德初,即“命李昉、卢多逊等分撰历代帝王碑,遣翰林侍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于石”。“诏三年一享”、“造祭器,送诸陵庙”,“各置守陵户五”,并遣官诣陵致祭。明太祖亦于乾符初握的洪武三年,即“访先代帝王陵寝”,“自伏羲、神农,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文修葺陵庙”(《炎陵志》)。在明代的“御祭文”中,几乎都有祈祝国泰民安之辞。

  应该提到的是,在历史上,活跃于古夏地域外的一些民族,亦曾建立过若干割据皇朝,但他们仍追溯炎黄二帝为其先祖。北周,为鲜卑后裔宇文泰所建。《周书.帝纪》载:“太祖文皇帝......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他的儿子孝闵帝即位后,诏称:“予本自神农。”辽为契丹族所建,元代脱脱撰《辽史》,直书:“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发祥于古华夏以此的元、清两代,他们入主中原之后,很快地认同并融入中华文化。元代除沿袭古制,行“郊天”礼、“祀岳渎”之外,十分重视祭先农、耕藉田,奉三皇、祀先医。有元一代,未曾稍怠。至元年间,大学士阿沙不花曾奉命诣陵致祭。清代入关以后,亦于顺治八年(1651),钦定帝王陵寝祭祀:“酃神农”,并钦遣侍读学士白允谦诣陵致祭。此后,凡国有大事,皆诣陵告祭。在现存的37篇“御祭文”中,告即位、亲政、复储的11篇,告靖边、军功的6篇,告灾祈福的1篇。

  古华夏文化母体隔海相望的台湾,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同样源远流长。台湾的神农信仰,至少始于明代。至今台湾以炎帝神农氏为神主的庙宇达一百三十余座,分别尊称为炎帝、炎王、五谷先帝、五谷爷、神农大帝、先农、先帝爷、药王大帝等。离家渡海,开垦台湾的先民们,对炎帝神农氏除了奉以农神药神,祈祝丰收吉祥之外,更多的是“数典念祖”,不忘根本。

  到了近代,中华儿女经过争生存,谋统一,求发展,图富强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敬祖爱国之情已愈来愈强烈。于是就有了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会员在炎黄二帝陵前的慷慨陈词;就有了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疾笔奋书:“中华终竟属炎黄”;

  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披心沥胆:“岳荷炎帝余泽,捍卫湘土,饮水不思源,何异数典忘祖乎?”于是也就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发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对炎帝陵的整修;台湾数十个炎帝神农庙,来炎帝陵为炎帝神农祀像开光;也就有了省市人民政府和海内外社会团体对炎帝陵的多次隆重祭典;“中华炎黄圣火”,炎帝陵“炎帝圣火”取火种仪式。

  如果说,“五帝之祀”是慎终追远,对天地、自然、先祖的敬畏和酬答,而祀“先啬”、“先医”是报本返始,对农耕文化的推崇和承传,那么始祖之祭,则是敬祖爱国、表达对国家统一、民族昌盛的强烈愿望。

  古之祀典,强调“生于心”。《礼记祭法》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祀次数要求不烦不怠:“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礼记祭义》。至于仪典,乃历代相沿,或因时因地因事各有斟酌。

  炎帝陵祀典,宋始有定例。《宋史.礼制》载:“乾德初诏: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甲令,可举而行。......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又定“太昊、炎帝以下……岁春秋祀以太牢”。宋开宝五年,易为五年一祀。诣陵致祭,则无常例,大致国有大事才遣官告祭。如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天下大旱,宋孝宗诏“衡州葺炎帝陵庙”(《宋史本纪》),并遣官告祭,禳灾祈福。

  明初定议,“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斋往,命有司致祭。又命所在官以春秋仲月上旬择日致祭。又定每三年遣祭陵庙之岁,则停钦天山庙祭。”规定“遣使诣各陵致祭,陵置一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俾所在有司守之。”

  清代祀典,虽因明代旧制,但显添厚重。《清史稿》云:“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有大庆典,祭告亦如之。”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滇乱之后,“遣官致祭,颁册文、香、帛,给黄伞、御仗、龙纛各二,凡成武功,皆祭如典”。遣官诣陵致祭的礼仪十分冗杂。据《炎陵志》载,祭前,由钦天监择定宜祭之日,翰林院撰拟祭文,太常寺、工部、户部分别预备祭品、仪仗。由礼部开列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名单,题请钦派致祭官。致祭官行前一日斋戒,届期赴礼部恭取祭品、祭文、仪仗,如遇皇帝亲阅,则另有程序。告祭官至地方后,各官朝服跪迎,并恭奉御祭文、香帛置龙亭内,供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叩首礼。祭前三日,告祭官斋戒,地方官备鼓乐、仪仗,行一跪三叩首礼,迎龙亭于祭所。祭前一日,告祭官省视祭品、祭器,地方官监视宰牲,然后率礼生演习礼仪。祭日四鼓,陈设祭器、祭品、牲俎,乐工,然后集庙门外恭候。五鼓,告陪祭官各朝服,由东戟门入殿。待击鼓三严,告、陪祭官就位。仪式为前后行三跪九叩首礼,中间三献、读祭文。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受胙、撤馔、送神等均歌乐章。执事礼生达三十九人。陈设为,御祭紫降香、沉速香、绫寿币各一;祭器为爵、俎、登、铏、簠、簋、笾、豆、篚、罇等四十一件;祭品为牛、羊、豕各一,羹、黍、稷、稻、梁、型圤、薧鱼、枣、栗、榛、蓤、茨、鹿脯、饼、菹、醢等二十六种;烛二品。时祭,即于每岁春秋仲月吉日,“由守土正印官一员致祭,执事以礼生。”“陈设及行礼仪节与遣官告祭同”,“惟无乐歌”(《炎陵志》)。祭文,由礼部颁发。乾隆年间定例,炎帝陵大祭“该银二十一两”,“春秋二季原额银二十两”(《炎陵志》)。

  现代祭典,乃在陵殿前举行。陈设为谷、豆类(九十九种)、干、鲜果(九十九种)、鲜活中草药(九十九种)。主祭、陪祭、参祭人员各佩胸花标识,由仪仗队引导,步行至朝觐广场。届时,锣鼓、角号齐鸣,龙狮腾舞,数十支唢呐奏古乐《大开门》,午门徐徐开启。队伍由花篮引导,依次由午门入,至行礼亭敬香、三鞠躬,然后肃立恭候。九时九分,祭祀仪式开始。仪程主要有:

  仪式不是固定的,可酌情增减。增加的如介绍参加祭祀的团体或主要人员、宣读祝贺活动的电文、接受捐赠等。仪式前后,在广场举行民间文艺表演。重大祭祀活动则刊碑纪念,并在谒陵后举行揭碑仪式。

  台湾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活动,以民间为主,多在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神农大帝诞辰日进行。钟宗宪先生曾撰文介绍,台北县三重市先啬宫一九九二年祭典盛况:“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由善信汇集一百多辆之大鼓车、南北管车、车鼓亭等车队,从先啬宫迎神出发,巡绕市境,市民们则在自家门口摆放香案牲礼祭品,当巡境队伍经过时,双手持香遥拜,并燃放鞭炮;是日,民众依例外烩宴客,各地食客络绎不绝,一时热闹非凡,交通为之堵塞。”其盛况所致,“三重市民代表会因代表参与迎神活动,出席人数不足而流会。”“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为诞辰祭典正式开始,由市长陈景峻亲自主祭,循古礼行三献礼,地方人士均各有所司,与前日之盛况相较,显得庄严肃穆。”

  台湾社团在炎帝陵举行的祭祀仪式则较为简单。一九九○年,台北市姜氏宗亲会祭陵仪式为:⑴祭祀仪典开始;⑵鸣炮;⑶主祭者就位;⑷陪祭者就位;⑸全体肃立;⑹上香;⑺献花;⑻献供;⑼读祭文;⑽向始祖炎帝神农氏圣像敬礼;⑾自行上香祭拜;⑿恭焚祭文纸帛;⒀赠送纪念牌;⒁鸣炮;⒂礼成。祭祀后谒陵。近几年,台湾祭陵团体日增,仪式各异。有的着统一服装(古装);有的带炎帝塑像,在炎帝陵殿“开光”;有的仍行三跪九叩首礼,十分虔诚。

  今日之炎帝陵,以华夏始祖的归根之地和中华文化的发端之源,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感情纽带、不朽的精神圣山。她以跨越时空的力量,牵引着华夏儿女,跨洋过海,翻山越岭,步入其间。诣陵祭祖,所含蓄的文化意蕴和显示出的文化张力,是五千年文化的沉淀和升华。

  一炉馨香、袅袅不绝,烧燃了数千年,祈祝着“民富国强”。这是民族的夙愿,是亿兆子孙的心香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国力衰微,民生疾苦。孔子讲这一切的原因归结为礼法的缺失。孔子认为,社会乱,是因为人心乱;人心乱,是因为缺少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周文王周武王时代人民生活美好就是因为每个人都遵循社会伦理做事。所以,要想是社会重新回到过去的理想状态那就要恢复和发扬古圣贤指定的礼法,规则(这种看法有他消极的一面,但也有他合理的一面)。而最能代表这一规则的,就是祭祀。所以只要搞好了礼仪,搞好了祭祀,人心就能稳定,社会就能回到古圣贤时代的安乐祥和,就能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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